解读“A Sad Green Story”，上下求索“中国梦”

2012是充满绿色故事的一年，同时也是绿色经济全球受挫的一年。前几年被寄予厚望的绿色经济在今年开始有种利好出尽、后继乏力的感觉。故被《纽约时报》形容为 “A Sad Green Story”。

在圆桌论坛中，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熊谷治彦、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李瑾结合各自的职业背景，阐述了”A Sad Green Story”产生的原因、构建”美好中国”的途径以及当下存在的问题。

“A Sad Green Story”何去何从？

李瑾：这几年来看国际碳市场的情况非常的低迷。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它的碳价格到今年为止跌到非常低的水平。包括核准减排量的价格也非常低，美国的芝加哥交易所去年关闭，几个大州的区域联盟协议也趋于非常松散的状态，而且欧盟也刚刚宣布本来在今年要推行的航空碳排放交易将要推迟，而且清洁发展机制到2012年也基本到期，从这个星期刚刚开始的多哈谈判来看大家的观望情绪也非常浓厚，各个方面也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欧洲的经济趋于低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大家更多的视野关注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本身的一些东西，比如更关注就业，而对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开始有些放缓。但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非常多乐观的现象，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包括企业和个人，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度和专业度都有非常大的提高。很多企业也出于社会形象和绿色责任去购买一些资源减排量抵消生产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很多个人也非常乐于参与到这项行动当中。

虽然说，可能短时间来看，因为经济危机，这个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变故，但从长期来看，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是成熟的社会迈向文明的必然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美好中国”从何入手？

熊谷治彦：从我本人来说，对于中国有这样一些想法，制作出了很多的产品，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污染物。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我们慢慢地感觉到，一个绿色资源、绿色产业的问题。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发展的流程，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间，比如说水，如何来进行水的有效利用、有效再生，在整个生产流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此外，净化水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比如说膜的单元，生产研发出净水的物质等一些产品。这些中国很多行业、很多公司也在使用。

我个人感觉，一个公司、一家企业，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样才可以使得自己的公司长久地存续下去，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一些水资源的不足。在这样我们的努力当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紧迫感。

李瑾：回顾一下我国在节能环保里面做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从”十一五”到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巨大，但是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花费的代价也非常大。”十一五”末期拉闸限电给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引起了地方政府非常强的抵触情绪。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创立一种全新的市场机制，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节能减排，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包括服务机构、第三方参与机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等。各种市场要素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投入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市场领域当中去。

市场本身是非常强烈依赖于信用机制的，各个市场主体需要互相监督。所以我想，在”十二五”，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可以尝试去创新，更多地用市场工具来解决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用传统行政命令不能解决的问题，尝试去挖掘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多的商业价值，创立更多的商业模式，引入更多的市场要素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涂建军：个人来看中国在节能和环境领域问题很大，问题最大在于哪儿？我觉得是公民意识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里面构成的一些指标就是工作，就是房子，郊区可能有一个别墅，市区有一个公寓，那么还有车子，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物质化，非常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个人的想法，”中国梦”不应该和当年的”美国梦”是一样的，因为美国这么多年的发展过来了，它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包括它的经济现在还是世界第一，但是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来讲，中国不能走美国人的老路。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榜样，应该多向欧盟进行学习；我本人去日本的时候，我对于日本的社会秩序包括日本人的节能观念都印象非常深刻，这些方面我倒觉得国内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模型，有一些不同的理念。